科学史系举办“拉丁中世纪大学的历史”讲座

10月25日,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哲学与科学研究部教授因斯·霍伊鲁普(Jens H?yrup)在科学史系做了题为“欧洲大学在中世纪的兴起和衰落及十九世纪复兴史”(Medieval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nd a bit about its 19th-century resurrection)的讲座,并与科学史系的师生及到场的专家学者就唯名论的作用、中世纪大学若干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霍伊鲁普着重介绍了中世纪拉丁欧洲的大学发展史。公元八世纪,查理曼大帝曾试图建立一套以自由七艺为核心的学校体系,但未能成功。直到十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秩序稳定,才出现了类似的学校。这一时期学校的教学内容,依然是较为传统的材料——几何学以欧几里德为主,天文学以托勒密为主,同时占星术和希腊医学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十二世纪起,在西班牙等地,学者们从阿拉伯语文献中获得了占星术和隐秘科学的一些材料,亚里士多德著作也大部移译过来,这一切引发了对古代知识的热情。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大学有巴黎、牛津和博洛尼亚,其中巴黎和牛津大学即发展自以七艺为核心的教会学校,博洛尼亚大学则脱胎于法律和医学院,它们于1200年前后开始使用universitas一词来自称。拉丁词universitas的本意是行会,此时的“大学”即是庇护学生和教师的行会式组织。这一时期,学生和教师常常以迁居别处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剑桥、昂热等地大学的建立便是学者迁徙的结果。另一种大学是由修会或君主等权威建立的,如图卢兹、那不勒斯等地的大学。这一时期的大学中盛行着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兴趣,这一兴趣获得了教宗的支持,教宗也颁布了一系列敕令,对大学教师的权利义务以及大学的组织和教学进行了规范。

此时大学中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受到一些保守神学家的攻击,但由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衍生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仍然持续吸引着大学中学者的智识兴趣。教会曾于十三世纪颁布了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禁令,然而学者和神学家已经深深被亚里士多德主义浸染。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这一胜利也标志着大学学术日益专业化以及大学同世俗社会的联系减弱了,大学成为了半自治的、孤立的职业团体。与此同时,多明我会等修会也发展起来,修会中大阿尔伯特、阿奎那等神学家发展出了一套不亚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神学体系,完成了一次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的综合。这次综合使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地位提高,也为大学里分系科自治提供了一种辩护。这种思想综合同时也是十三世纪各种社会力量妥协的一种反映,这种妥协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知识领域的自治范围不是由某些认识论准则划定的,而是由社会建制所决定的。从内部看,大学艺学院的学者逐渐丧失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方面,这是由于教席和捐献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很多教师隶属于特定的修会。大学作为职业化的半自治学术团体,同民间的政治-宗教话语已经有隔阂,这种状况到胡斯运动和早期宗教改革时期才有所改变。

十三世纪这种妥协的平衡并未维持很长时间。人口、技术乃至自然环境的变化,使中世纪从盛期走向危机,而这一危机对大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社会动荡和农村人口减少且贫困化,进入大学的学生集中于上层社会阶层。其次,由于教会收入减少,受到教会资助的大学也减少了活动。但另一方面,建制环境的变化,同思想产生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引发了新的思想运动——这就是对语言和意义的问题的新观念以及自然哲学的数学化。霍伊鲁普教授认为,这两种思想运动之产生都是根源于大学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业已专门化的职业工具,也即逻辑学和自然哲学。由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现代之道”(via moderna)以同包括阿尔伯特和阿奎那在内的“古代之道”(via antiqua)相抗衡。这种“现代之道”体现于唯名论和对质的量化的研究,这些新的思想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和框架,但是内容却是新的。

近代早期的大学经历了一段停滞时期,教学内容僵化于中世纪晚期的水平。诚然有一些新科学的代表人物在大学活动,但是总的来说,科学上的新思想并未渗透入大学的日常教学。直到十九世纪,由于技术和政治革命、现代国家的兴起等因素,这一状况才产生了变化。巴黎的综合理工学院开始以现代工程师教育的方式来培养学生;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也在德国造就了新的大学模式,这些变革将大学导向今日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