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梅乐西教授主讲绿色公众史学工作坊

9月17~19日,清华大学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邀请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公众史学研究中心首位主任马丁·梅乐西(Martin Melosi)为同学们进行了三次有关“城市环境史”与“公众史学”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主持,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不同专业的老师与同学参加。

马丁·梅乐西教授曾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主席,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已出版十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主要包括主要包括《环卫城市: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环境服务》(The Sanitary City: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Urba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公共史与环境》(Public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城市垃圾:垃圾、改革和环境》(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等。梅乐西教授此次在绿色公众史学工作坊的讲座分为三个主题:公众史学、公众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和城市基础设施与历史学家。

(一)公众史学

9月17日,梅乐西教授讲授的主题为公众史学。首先,教授强调了公众史学的定义,即为了公共利益的历史。公众史学将历史学的技能和方法使用在学术范围之外。教授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引入,讲授“公众史学”的起源。公众史学运动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进入历史学教职较为饱和的时期,有许多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不得不选择去往博物馆、档案馆、政府等部门工作。以教授所在的休斯顿大学为代表的一些高校因为无法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老牌名校匹敌,历史系毕业生在教职竞争中没有优势,因此决定另辟蹊径发展面向更广阔就业空间的“公众史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公众史学者需要受到什么样的训练。大学向他们提供各种领域的培训,包括档案管理、博物馆学、机构史、口述历史、公共政策、历史保护和文化资源管理等。目的在于培养年轻的学者能够直接参与学术界以外的项目竞争。随后,教授提到了当代公众史学者和专业史学者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的关系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对于公众史学教师升迁的路径有争议,通常升迁标准都是按照专业史学家的职业特点制定的。而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评判公众史学家,他们的负担过重,相当于做两份工作。第二,学界普遍认为做公众史学会得到比较多的报酬,公众史学家的事业只是为了钱。有时候情况的确如此,但同时公众史学家也从事帮助社区等没有报酬的工作。第三,公众史学家经常被质疑职业优势所在何处,以及面临是否无法再成为专业史学家等问题。

讲座的后半部分主要关注公众史学本身的发展。教授首先提出公众史学在逐渐成熟,许多公共场所都需要历史专业知识和历史方法,尤其是在美国,历史咨询公司的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有更多具有学术和公共历史背景的“混合”历史学家。公众史学拥有自己的“地带”,这一“地带”所包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传递历史知识的方法,以及需要历史信息的受众或者说客户是什么样的人。其次,教授分三点讲授了公众史学的基本方法:第一,公众史学家必须坚信历史是有实用价值的,历史学家的时间具有商业价值。第二,要理解客户,客户决定了公众史学家产出的产品是什么。史学家与客户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帮助型,而不是教授命令型。第三,需要清晰地了解学术和公共历史输出之间的差异。公众史学家不能像专业史学家一样决定自己想写什么,需要有体察客户需要什么史学能力、什么史学内容的技能,要成为好的倾听者,但同时不可扭曲事实和史料。总体上讲,是需要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一个问题是公众史学的客户或者听众具备什么特点。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电影、音乐、美术等行业。这意味着有时候客户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能不能更换用词。公众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明确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不能违反的专业标准。同时要与客户沟通,尽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公众史学家的主要能力是什么,教授认为主要包含五点:一、学习如何使得公众史学成为专业史学的一部分。二、做到有效率、灵活。三、获取良好的口头和写作交流能力,历史书写风格要清晰明确。四、能够团队合作,激发他人发表观点,收集他人的观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不是人文学科学者通常需要具备的技能。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不能拖延。最后,教授简单介绍了公众史学者主要的工作领域。例如为档案馆做文献管理工作,帮助社区编撰它们的历史,与政府部门合作提供历史报告作为参考等。

本次讲座结束之际,梅乐西教授诚恳地向年轻的公众史学者提出了几点建议。从事公众史学不易,需要掌握许多非传统的技能。但公众史学体现了历史的意义、历史学家的价值以及能够让历史真正地发挥现实作用,是非常值得从事的事业,希望公众史学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

 

(二)公众史学和城市环境史的联系

9月18日,梅乐西教授再次来到文北楼309教室,为大家带来第二场精彩的讲座。此次讲座的主题与17日有着密切关联,结合了教授主要从事的两个专业领域,即公众史学和城市环境史。

教授首先简单带大家回顾了16日的讲座内容,再次强调了公众史学的定义。公众史学是为公众服务的历史,它的关键在于传递历史知识的方式要满足客户的信息需求,面对不同的客户群体要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培养公众史学者需要让他们接触不同的客户,倾听客户的要求。从事专业历史研究和公众史学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具备专业历史学家的技能是从事公众史学的基础。从事这一职业仍旧要保持专业历史学家的客观视角,不能做出具有明显错误的偏向性评价。公众史学的意义在于证明历史学是有现实功用的,同时历史学家的时间也是有价值的。从事公众史学并不总是为了盈利,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证明历史是可以职业化的。教授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经历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他曾经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希望能够使用他的一本著作作为辩护方的材料,他欣然应允。对方不久后告知他,起诉方同样使用了他的这本著作,可见一本优秀的历史学著作能够很好地在保持客观视角的同时具备现实功用。

讲座的第二部分有关梅乐西教授的专业史学方向——城市环境史。教授提到他对于公众史学的兴趣来源于城市环境史这一专业领域,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很多城市环境史的核心问题可以很自然地与现实联系。城市环境史研究者也很容易实现与社会工作者的合作。接着教授详细介绍了城市环境史的发展历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环境史在美国和欧洲表现出了活力,包括对城市自然史、城市建筑史、城市在大环境背景下的区位选择及其可能的交叉点的研究等。这一领域来源于学者对于当时城市脏乱状况的反思,他们试图通过探索城市的历史来理解水、污染、环境与城市的关系。因此,最早与教授合作参与公众史学的同事较多来自于环境史研究领域,他们与政府合作提供有关烟雾问题的历史研究。其次,教授讲授了城市环境史的定义,美国著名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提出“城市环境史最初主要关注污染和卫生,但它是多样化的,包括技术系统的发展,城市的各类供应和新陈代谢。”研究城市环境史要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不能否定人类本身的动物性、自然性,同时不能把城市视为完全人工制造的产物。随后,教授介绍了研究城市环境史的主要相关理论,包括:生态学理论、系统论、路径依赖、交易成本分析、决策理论、物质-能量流动、区位理论、后结构主义、批判文化研究和政策科学等。生态学理论将城市视为一种新型生态系统,关注城市用地规划的变化,能量的流动;系统论试图理解作为系统的城市;路径依赖则解决类似于水系统不可修复性的问题。

本次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公众工作、公众史学和城市环境史的一些互动实例。例如采用大数据分析汽车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为汽车企业提供参考;研究在美国水资源私有化过程中,中央、州、社区的权力制衡,可以推广应用至各类相似资源权利争议的诉讼中;研究焚化炉焚烧垃圾曾经被视为“清洁的技术”的历史,向公众展示对于技术的认知如何改变;为“蓝袋循环”提供历史研究作为诉讼支撑;为垃圾场提供历史性保存记录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唐沃思(Donald Worster)教授在本场讲座的交流环节与梅乐西教授展开深入交流。唐沃思教授提问如果诉讼双方都可以使用同一份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是否证明了公众史学没有真正的实际应用价值。梅乐西教授在回应时提出,这种“无用性”恰恰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历史具备不同的面貌所以有不同的应用方式,公众史学家以此构建和明确历史复杂性本身也是一种体现历史价值的行为。

 

(三)城市基础设施与历史学家

9月19日,梅乐西教授讲授的主题是“城市基础设施与历史学家”。此次讲座的主题更多偏向教授的专业领域——城市环境史,教授依托他本人的新作为我们带来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教授以四张美丽的城市景观图片开始了讲座,分别为北京、休斯顿、里约热内卢和巴黎。这是四个完全不同的城市,而且每一个城市都是“动态”(dynamic)的。由于历史原因,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例如下水系统需要在设计时就考虑绕开故宫。巴黎是一座很早开始建设基础设施的城市,研究巴黎城市史会发现今天的巴黎与17世纪的巴黎基础设施有极大的差别,全部被重新设计过。休斯顿最初的设计无法防止因为城市距离海岸线太近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当时不存在地面沉降和海水倒灌等情况。里约的基础设施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同时有一些非常与众不同的现象,例如沿海景色最好的地区住的居然是最穷的市民。教授以这四个城市为例说明了历史书写可以帮助人理解城市现有的形态,城市如何作用于更大的环境问题。人们通常不会反思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如何造就的,基础设施存在着一套设计逻辑,而历史决定了城市的设计逻辑和面貌。

教授随后讲到了为什么要关注城市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本身是因为需要克服自然问题而存在的,例如桥梁用于克服人类无法直接穿过河流。但同时基础设施本身会造成自然问题,例如休斯顿的水系统抽取了过量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海水倒灌。当代城市环境史受到历史文化转向的强烈影响,有时被称为语言学转向、文化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该领域的焦点从旧的正统观念转移开来。因为许多新出现的文献都涉及支持城市服务的物理结构,并广泛关注城市建设过程。城市环境史学家意识到,对城市发展的研究需要比建筑技术或城市景观更大的概念,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关注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法。基础设施对于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文化意义,例如道路,对于白领而言是开车上班的必要设施,而对于工人来说是能够提供工作的建设项目。在此部分的最后教授引用了格雷特·德·布洛克(Greet De Block)的观点:“基础设施越来越被认为是扩散的、无节制的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态问题的原因和补救办法”,并以纽约州的弗莱士河公园为例解释了这一问题。

讲座的重点部分是历史学家与基础设施的关系。许多人认为历史学家主要为基础设施的研究贡献叙述、年代、背景或回顾。但他们同时也利用各种概念、主题和理论为基础设施的叙述文本做出贡献。教授本人主要受到系统论、生态学理论、交易成本分析、路径依赖以及自然-建筑环境关系等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对于基础设施的关注主要在于它们的以下三点特性:第一,永久性。早期的基础设施系统强调效率和市政控制,以及功能集中。然而对持久性的承诺往往局限于建设时代的特定技术,它限制了基础设施未来的发展。如果基础设施系统构建得太好可能会抵制变革。第二,适应性。基础设施需要能够适应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甚至需要能够适应根本不可预测的问题,比如地震、海啸、恐怖袭击等。如果基础设施构建得太差,可能不断需要更换或修理。第三,路径依赖性。即经济史学家路易斯·凯恩提出的“第一代人做出的选择消除了一些可供第二代选择的(尚待发现的)选择。”基础设施的进化需要历史学家提供支持,因为历史学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基础设施最初的设计是如何期待它能够同时保障永久性和适应性的。教授给出了一些历史范例,如水系统的发展史。早期的水系统是由专人用马车拉着一个大型水桶挨家挨户送水,或者人们去河边自己打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女性会去打水);随后出现了社区性的水管,即在每一个社区外有一根水管将水源地的水引入社区使用。19世纪末形成了水系统,泵水站在城外。之后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水管越来越长,泵水站越建越远,水系统规模不断扩大,蒸汽机提供了泵水的能源。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人才逐渐能够区分污水和纯净水,以及水可能带来的疾病是什么。早期人们认为解决水污染要依靠化学技术,很多工程师认为往水里放化学试剂或者让它流动加快就能够解决污染问题。水系统的建立同时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洛杉矶是个缺乏水资源的城市,曾经依靠内陆小镇欧文斯谷(Owens Valley)供水,而将水资源分享给洛杉矶使得这个镇子陷入贫穷,镇上的居民纷纷进城务工,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出现了欧文斯谷居民枪击洛杉矶人群的事件。教授由此提到了他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新作品,有关纽约市的扩张和合并、斯塔顿岛的垃圾填埋问题和弗莱士河公园的建设。

最后,梅雪芹教授做了简短总结,代表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感谢马丁·梅乐西教授带来的三次精彩演讲,并督促同学们多与教授保持联系,向教授请教学术问题。此次绿色公众史学工作坊为期三天的活动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