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真的吃老鼠吗？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之外的日常是什么样的？除了帝王将相，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若隐若现，承担什么角色？中国是如何成为农业国的，千年之中，哪些力量促成了这一结果？11月18日，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侯旭东，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演讲《发现历史的隐藏款》，带领听众在考古材料与简牍档案中穿行，寻找被“大历史”遮蔽的日常经验与多种可能性。

线上线下近300万观众跟随侯旭东教授一起反思宏大叙事和线性史观，发现冰山之下的常事、常人和多样可能,并寻找属于自己的“隐藏款”人生。

讲座伊始，侯旭东教授围绕“汉景帝是不是吃老鼠”这一有趣的问题展开。他综合汉阳陵外藏坑的考古发掘报告、封土与棚木结构，以及现代生物学对褐家鼠打洞深度的研究，对老鼠为后期侵入的传统解释提出质疑，并结合满城汉墓、新乡汉墓等材料中大量鼠类遗存，提出食鼠可能是当时部分地区的真实饮食结构。

在他看来，这一讨论本身并不在于给出汉景帝是否吃鼠的简单结论，而在于提示听众：今天人们对饮食习惯、卫生观念、禁忌边界的直觉，很容易被不自觉地投射到两千年前，从而形成“以今度古”的理解偏差。如果预设帝王不会吃老鼠，那么所有材料都会被解释成后期侵入；一旦放下这一预设，历史材料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可能性。通过这一案例，他强调，破除“以今度古”的第一步，是意识到自身经验和知识的局限，放弃成见和全知的幻觉，只有这样，历史材料中的“隐藏款”才有机会显形。

从西汉跨越到清代，侯旭东教授以道光帝为例，剖析“常事不书”的史学传统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历史的固有想象。通过《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起居注》等一手档案，他细致还原了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日常工作的“时间表”：批阅奏折、引见官员、处理秋审、安排祭祀、园居请安等，与鸦片战事相关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指出，自《春秋公羊传》以来，“常事不书”的书写惯例强化了以大事件组织历史叙事的方式，使我们习惯于用战争、政变、条约来代表一个时代，而忽略了支撑政权运转的庞大而持续的日常工作。如果只用鸦片战争来概括道光一朝，就会遮蔽帝王作为具体行动者的复杂角色。在这一意义上，把大人物的常事重新置入历史叙述，是对传统叙事的一种必要矫正，也是从“常事不书”走向“常事可书”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侯旭东教授强调，常事可书的对象不应只限于帝王和高官，更应包括无数维系帝国日常运转的基层官吏与普通职员。他以尹湾汉简中的东海郡功曹吏师饶、云梦睡虎地汉简中的越人、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喜、敦煌悬泉置账簿中的厨啬夫“时”等为例，展示了他们在一年甚至十余年间的日常工作记录：出差、追捕盗贼、巡行郡县、接待往来使者、精细登记每一只“接待用鸡”的出入等。

这些简牍文书表明，帝国并不仅仅由少数伟大人物构成，普通人的日常劳动同样是政治秩序和物流网络得以维持的关键力量。“如果忽略这些维持帝国正常运转的无名者，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幅被抽空了现实支撑的历史剪影。”在他看来，从大人物的非常之事转向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日常之事，是打破“常事不书”迷思的重要一步。

侯旭东教授还进一步反思了农业中国的单线叙事，他以中国何以成为农业社会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反思单线进化式历史观。他通过秦汉律令、《汉书·地理志》以及《隋书·地理志》等文献，指出战国、秦汉乃至更晚时期，中国境内不同区域在很长时间里并非都以农耕为唯一或主要生计方式，采集、狩猎、畜牧、商贾等形态长期并存。

在中央王朝推进统一度量衡、推广垦殖桑麻、鼓励定居农业的过程中，“务农桑”“重稼穑”逐渐成为被制度化、规范化的政策目标。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累积，农耕才逐步在更大范围内取得优势地位，一直到唐朝才真正成为绝对主流。“我们今天从结果回望，很容易把‘农业文明’视为自古以来的必然；但在当时人看来，这条道路并非唯一选项。”

他引用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强调：所谓历史事实，只是“诸多可能性中已经实现的一种可能性”。如果只从已经实现的单一路径出发，就容易陷入历史本来就该如此的误解，从而看不到那些曾经存在却未被实现的选择与道路。通过重构中国成为农耕社会的漫长过程，他希望听众意识到：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预设终点的直线，而是在多重结构与多种力量作用下不断分叉、汇合的过程。

针对如何从档案中打捞历史细节的观众提问，侯旭东教授表示，搞历史研究需要发现前人研究的局限性，前人的研究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做的，有其时代特征和时代局限，而我们今天又进入一个新时代，整个世界都在变化，所以我们如何看历史和世界的眼光也在变化，除了新材料可以增加新观点外，对于《史记》等传统史料，也可以通过新眼光发现新东西，这样就可能超越前人的成果。对于每一个研究者而言，其成果，其实就是他书写的历史。

历史自信归根结底实际是历史认识的自信，真正有历史自信，就不会讳疾忌医，会对历史坦坦荡荡。虽然AI时代已来，但历史学依旧有其存在的意义，因为AI只能提供知识性、规律性的东西，而历史学作为智者、思考的力量，通过对过去的追问，能帮助人在历史细节里找到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进而带来启发。

谈及“发现历史的隐藏款”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侯旭东教授明确指出：所谓“隐藏款”，并非猎奇式的新奇故事，而是对历史迷思和固有叙事的系统性反思。破除这些迷思并不仅仅是史学内部的技术问题，也与当代公众理解现实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在信息高度碎片化、舆论节奏加快的今天，人们同样容易以当下经验为尺度、以少数事件为全部，用单一叙事覆盖复杂现实。

侯旭东教授指出：“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隐藏款’的敏感，不急于用现成的结论解释一切，就更有可能在现实中看见被忽略的群体、被遮蔽的结构和被压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