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7日下午，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第十五讲在六教C300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研究员以“中西审美主义思想源流”为题，从历史和思想史的视角，为到场的420余名清华师生解读审美主义在中西思想中的脉络。我校哲学系肖鹰教授主持讲座并进行了点评。

讲座伊始，对于“传统与现代冲突”问题，陈剑澜简要阐释了中西思想在此问题上的差异。他认为，从历史角度上看，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大变迁最早出现在西欧，从欧洲社会内部所生成的现代社会的逻辑在各个传统社会中传播并蔓延。像中国这样的后起的现代国家，到今日仍然无法很好地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其中的原因在于，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属于内生问题，而对于中国，这一变化多是被强制性的外部力量所推动。因而，要寻求对传统与现代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要先了解这一问题在西欧原生之时，是如何产生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及西方如何在新的条件下论证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等难题。

接着，陈先生开始阐述西方审美主义的概念和意义。他认为，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是机械论取代传统思想中的神意成为主导的自然观，二是宗教改革后对个人在精神生活中的存在地位的肯定。由此衍生出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体”观念。因此，现代问题的关键在于“立人”的问题。最初试图解决主体问题的思想家是笛卡尔，其“我思故我在”的思想肯定了人的主体概念，本质上构建起一个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世界观。而在康德看来，这种以科学思维为标准的世界观，无法解答人为何要追求有价值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重要问题。他认为人固然是认知主体，但首先是道德的主体。而这一思潮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而陷入了混乱。在道德主义出现了空前的挑战和困境时，哲学审美主义应运而生，把艺术和情感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和基础位置，承担起解决人们生活意义的责任。

为更好的解读西方审美主义理念，陈先生介绍了哲学审美主义中的两个基本观念——审美自律论和艺术救赎论。审美自律论认为审美和艺术无需借助认知和道德而具有自足的意义；艺术救赎论则把审美艺术当作生活世界意义的最终赋予者。陈先生引用了尼采的代表性名言“道德无法赋予生活意义，科学亦无法赋予生活意义，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似乎具有正当理由”，并评述了席勒的审美乌托邦构想。

对西方审美主义思潮进行阐述之后，陈先生把话题转向西欧审美主义在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存在的问题。他认为，20世纪初，中国近代由于国家孱弱、政治腐败、战争失利而被西方强制打开了国门，遭遇了现代化问题，使得中国思想家被迫去思考现代思潮。最早影响中国的审美主义是席勒的“美育”概念，具有代表性的是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但这里所指的“美育”思想更多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而提出的实践对策。相比之下，更具有人文学术色彩的是王国维在艺术教育方面提出的审美思想。王国维从德国审美主义汲取源泉，从个体的角度探讨艺术的拯救功能。蔡元培与王国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和思想环境下接受了审美主义并把其应用在国民思想改造之中。此外，另一派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儒家思想，他们试图以本土传统文化的立场来融会和消化西方思想，以国学会通西学，并应对现代社会的冲击。陈先生以冯友兰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境界说为例，介绍了其中蕴涵的审美主义理念。陈先生介绍了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思想，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缺陷。他认为，当时审美主义思想偏向把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解为政治自由，造成了概念的混淆，丧失了反思如何推动政治自由的机会。

最后，陈先生还讨论了当今社会乐于追溯和鼓吹上世纪80年代追求自由和理想主义的现象，认为这是受抚今追昔等情绪所影响，导致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犬儒主义。认为这种现象不利于当今社会的思想发展，呼吁年轻的学者、学子反思80年代到90年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切忌把两个时代的关系戏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