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8日下午，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二）“文化传承与社会转型”的第四讲在大礼堂举行，我校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以“劳工社会学：理论、方法与议题”为主题，为到场的1000余名清华学子讲解了劳工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我校社会学系晋军副教授主持讲座并作了点评。

讲座伊始，沈原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工厂”，此状况的社会学意义在于：我国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这个工人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有及私营企业的工人，另一部分就是总数约为1.2亿的农民工。但是，学界和社会对基数庞大的农民工的分析与理解却产生了理论错位，他认为，要确认劳工研究在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接着，沈原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劳工社会学的三条主要理论线索，分别是劳动过程理论、劳动阶级形成理论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

沈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奠定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劳动过程理论发展到今天，有两个主要方向：在阶级优先的基础上引进了社会范畴，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基础上引入了情感因素，这些发展使得劳动过程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

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沈原认为，在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后，工人阶级形成理论有了两个转向，分别为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此外，学者们将视角转向印度、韩国等亚洲国家，发现各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不同因素，如印度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韩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重要成分是悲愤感。

沈原引述贝弗里•J.西尔弗（Beverly J.Silver）的观点，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劳工研究面临着双重危机：劳工运动的危机和劳工研究的危机。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即利润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是无法消除的。资本主义总是在这两个方向中摇摆，追求利润则放弃合法性，追求合法性则利润消失。虽然资产阶级采取了很多化解矛盾的策略和方法，但“资本走到哪里，就会把冲突带到哪里”这个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之后，沈原探讨了我国农民工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以2010年“富士康十三跳”和南海本田“五月大罢工”为例，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工人的抗争运动在沉寂多年以后突然爆发？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同的抗议形态？

沈原指出，有学者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即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又回不去农村，这个困境导致他们必须要选择抗争。还有学者从富士康公司与南海本田公司不同的“工厂政体”视角进行了解释：富士康刻意把熟悉的人分开，工人很难联合起来，而南海本田招募的基本是当地人，容易联合起来，两者的抗争形式自然不一样。沈原认为，虽然上述问题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解释，但我国目前的农民工培养体制终究要走向尽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最近做的两个个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表达抗争外，还通过换工的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新生代农民工的抗议与父代抗议的本质区别在于，父代的抗议是维权型的抗议，而新生代是利益型的抗议，他们通过各种议价方式希望实现自己的目的。

沈原关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子弟学校问题。他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种制度安排，孩子们只要进入该学校，容易与外界隔绝，之后造成其向上流动的途径不够畅通。另外，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另外一个现象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他们借助手机，QQ，MSN，微博等进行抗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最后，沈原表示，劳工社会学不仅是一个知识的体系，还应该是一个行动的体系。他希望同学们关注、学习劳工社会学，并在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