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下午，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二）“文化传承与社会转型”的第十一在清华大礼堂举办，苏州大学文学院曹惠民教授以“白先勇小说与台湾‘同志文学’的性别想象”为题，引领同学们了解并思考“同志文学”这一前卫的文学现象。我校900余名学生聆听了讲座。外语系曹莉教授主持讲座并作了精彩点评。

“同志”作为同性恋者代名词的概念源于香港著名导演林奕华的借用。“同志”在大陆本是男女老少都可互相称谓的名称代词，林奕华在借用的同时可能也带有调侃的意味。从1989年的“香港同志电影节”，到1992年金马奖设立“同志电影单元”，“同志”，作为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谓而开始流行于两岸四地。所谓“同志文学”，则是指关于人群中有别于传统伦理规范之异性恋（主流的）、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恋情欲望（非主流的、边缘的）之书写。曹惠民教授认为“同志文学”是中国(特别是台湾)80年代后最具颠覆性的文学现象。在这些背景介绍之后，曹惠民教授引入正题，以白先勇的作品为讨论场域，对“同志文学”深入进行了剖析。

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国民党高官家庭，其父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1988年他在香港公开承认了自己同性恋的性取向，坦承他和中学男同学王国祥之间的感情故事。他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如《玉卿嫂》、《月梦》、《寂寞的十七岁》等成为台湾“同志文学”写作的滥觞。在他之后，更多的作家涉足这一领域，如林怀民的《安德烈-纪德的冬天》和《蝉》等，他们共同在台湾引领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向。曹惠民教授认为，这些“同志文学”作品奏响了一曲三重奏——其中，男声是关于男同性恋话题的作品（如《孽子》），女声是关于女同性恋话题的作品（如《童女之舞》），混声是性别身份更为暧昧的同性、双性或酷儿话题的作品（如《异端吸血鬼》、《恶女书》等）。曹惠民教授将台湾“同志文学”中的性别想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作品，作者的性别和作品主人公性别一致，也就是趋同型，但作品中的性别想象元素必远远多于作者的现实体验；第二类作品，作者的性别和主人公性别相反，即逆反型；第三类作品，主人公的性别身份更具有暧昧性，从而构成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既非一致又非相反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即拼贴型。

曹惠民教授从文学赏析的角度解读了“同志文学”中性别想象的若干元素。第一个元素是自传性，作品常与作者自身经历有密切关系，时采“手记”方式；第二是“同志”书写话语，包括对于同性恋身份、同性爱情的另类表达；第三是空间与意象。空间指的是“同志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一些背景、场所，诸如台北的“新公园”、校园和梨园。常用作隐喻同性恋的意象有鳄鱼、凤凰、蝴蝶、蜥蜴等动物意象。对此曹惠民教授分享了个人的理解，拿鳄鱼的意象来讲，它本是雌雄同体，一般的印象是丑陋、凶猛、令人恐惧，但鳄鱼全身却都是宝；同性恋者也是如此，于外，他们深受社会排斥、歧视，于内，他们却有着一股坚定、骄傲甚至是自负的力量。

2001年后，白先勇陆续发表了《Danny Boy》、《树犹如此》（2002年）、《Tea for Two》(2003年)等新作，他的这些后期作品为台湾同志书写启示了新的进路。曹惠民教授将台湾同志文学的写作划分为三个阶段，先是社会各界强加给同性恋者的“污名”阶段，后是同性恋者自我命名的“吾名”阶段，再后来是无需特指的“无名”阶段。曹惠民教授不赞成有学者把白先勇仅仅看作一位“同志”作家，他认为奠定白先勇杰出作家地位的，不只是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关于民国题材的小说可能是更重要的贡献。白先勇晚近之作的新变与意义在于，同性恋话题的书写从边缘之地突进正常之位，从委屈祈求到淡定以对，从另类性向到共通人性，自诉、自赎已被自证、自强所取代，成功地将“同志”关怀延展到终极的人性关怀，情欲异质空间的“他者”终于找回了自我，彰显了主体。

目前，据社会学家的问卷调查，中国的同性恋者多达四千万人，如何摒除社会上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曹惠民教授希望同学们坦然包容地地面对这一社会现象。在同学们热情提问、曹惠民教授授倾情回答之后，讲座以热烈的掌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