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博士生导师马戎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在大礼堂为820余名清华学子阐释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本次讲座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二）“文化传承与社会转型”的第十讲。我校社会学系王天夫教授主持讲座并进行了精彩点评。

讲座伊始，马戎指出，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成了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中华民族最最核心的利益。面对当前复杂的民族矛盾，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不唯上，不唯书，拓展视野，深入实际，努力思考，小心求证，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

马戎从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谈起，分析了中国“民族”概念产生的历史根源。学者们大多承认，汉文“民族”一词应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具有特定含义，而且这种具有现代政治含义的使用在中国只是近代才出现。 具体确定“民族”边界时、面对边界内外群体差异的性质、认识边界与历史沿革之间的矛盾时，人们会出现歧义。他简要回顾了沙皇俄国、苏联对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介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对“民族构建”进行的长久思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方面借鉴了苏联的成功经验（包括民族理论和相应政策）。在政府组织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识别”出56个“民族”。在“民族”概念上出现了一个双层结构：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

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在1949年建国后，承袭自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定义）和苏联模式的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使得新中国没有完成20世纪初开启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而是进行了“民族识别”，客观上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多民族联合体”，这使有些原来并不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民族”精英开始接受“民族”意识并萌发潜在独立愿望。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分裂思潮的思想政治基础。新中国宣传的民族理论、设立的各项民族制度和政策已被人们熟知而且习惯，甚至形成了现行制度中受益的“既得利益群体”。但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通过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调查研究、对各民族认同意识演变的分析，并与其他国家的族群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进行比较，以实践为尺度来检验和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实效，并根据新的思路来逐步调整我们的相关理论和民族政策。

马戎认为，我们在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使我们的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今后我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应如何调整、调整次序与进度，这些都不是眼前急迫的问题，可通过具体研究和实验来循序渐进地达成共识。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民族”这个现代国际政治、现代国家理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讨论清楚，随着族际交往的发展、随着境外势力的介入等状况，我国民族关系在今后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化、恶化。必须让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民族”的基础理论上想清楚，重新思考中国“民族构建”的新框架，逐步调整我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努力使13亿国民把“中华民族”当作自己最核心、最根本的认同群体，这才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未来的出路。

最后，马戎提出了从长远发展角度、全面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即： “一体”和“多元”两方面并重；尊重各族群之间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尊重和依靠少数民族精英；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等。他还简要指出了一些我们应该关注的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