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下午在大礼堂，北京满学会会长、北京社会科学院阎崇年研究员做客“新人文讲座”，为近650名清华学生带来了题为“明清兴替的历史经验”的讲座，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千年变局、兴替分合和修养四合。我院历史系主任刘北成教授主持讲座并作精彩点评。

关于“千年变局”，阎崇年指出，中国历史大概有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约有三千多年。他以一千年为单位，将中华历史分为三大阶段。他认为，从横向来看，文化是历史重要的方面。中华文化可归纳为五个板块，分别为中原的农耕文化、西北的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和沿海及岛屿的海洋文化。前三种文化或长或短、或大或小，都在中华文化长河中占据过主体地位，所以中华文化三千年的历史，主要是前三种文化的冲突和交替。

阎崇年认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到战国末期，是为第一个千年，其主要特点是农耕文化之间进行的更替和融合。其中，南北方农耕文化内部的冲突以及南北方之间的冲突，构成了第一个千年的主旋律；第一个千年至唐末以前约一千年的时间，是第二个千年。这一千年的新特征是草原文化的出现。草原文化进入到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千年，从两宋到明清。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继续融合，新特点是东北森林文化进入到中华文化的融合进程中。正是这三个千年中各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才形成了今天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

关于“兴替分合”，阎崇年认为，可以把复杂的历史简要归结为四个字：兴、替、分、合。阎崇年研究员认为，明清的兴亡有共同原因。明清兴的共同原因在于“合”，而亡的共同原因在于“分”。他说，兴的“合”有三个层面：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同样，亡的“分”也有三个层面，即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

具体分析而言，阎崇年认为：自秦始皇至宣统三年，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历朝历代兴衰的重要问题。他以举例的方法进行了论证。明朝朱元璋的驱逐鞑辱，以至于后金的强盛，莫不与民族问题有关。而清兵入关后采取的不排斥汉族官僚的政策，又是其前期统治稳定和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而明朝从初期的注意民族问题，重视维持稳定到后期的混乱，正好应了盛衰的轨迹；其次是官民问题。明朝初期，十分注重联合老百姓的力量，但到了后期，官民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清朝亦是如此。清朝后期，老百姓往往因各种原因遭到酷刑；最后是君臣关系。明清初期，君臣关系都很好。明朝从永乐年间的姚广孝淡泊名利到崇祯时的连杀3任兵部尚书，到最后景山自尽时的孤家寡人，都反应崇祯时君臣关系的恶劣状况。清朝从努尔哈赤时君臣相和，到慈禧多次排挤打压恭亲王奕忻等，走的也是明朝覆亡的道路。

同一个王朝，为何前后差别如此之大？阎崇年指出，关键在于制度。在王朝初期，朱元璋、努尔哈赤等人制定的制度，都是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的。但后继者们往往不愿或者不能对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无法做到与时俱进。明朝的宗室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前期设计都很好，但最后都成了制约王朝发展的“绊脚石”，并将王朝引向灭亡的命运。

关于“修养四合”，阎崇年研究员指出，历史人物中成功者少，失败者多。以科举考试为例，每次录取的比例很小。那为什么有的人成功，而有的人失败呢？他解释说，家庭关系等因素固然有，但更为普遍的成功原因在于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和己合；失败者在于四不合：天不合，地不合，人不合，己不合。对此，他进一步作了阐述：“天合”的天，不是天气的天，而是历史的天，即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天。如何应天时，借天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无法脱离地，但人们往往身在其中而不知。而“人合”的程度与事业的成就成正比。阎崇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地合”与“人合”的重要性。他说，人合最重要的是心善、心宽、心硬。君子求名，取之有道，求名害人不可取。而“己合”在于三个平衡：生理平衡、心理平衡和伦理平衡。

讲座最后，阎崇年引用《大学》开宗明义的语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何谓至善？人们对至善的理解不同。他认为，达到“至善”的关键在于要努力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阎崇年语重心长地说，青年学子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此，则往事可鉴，未来可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