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0日，陈来教授受邀在北京大学作题为“启蒙与学术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儒行社和北京大学团委学术部主办。该社旨在研读儒家经典、践行儒家思想和弘扬儒家文化，指导有汤一介教授和杨立华教授等。

首先，陈来结合北大的国学传统，重提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研究理念的重要性，而不必过多背负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包袱，从而将国学研究形而上学化，最终影响国学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境界。其次，陈来描述了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学者胡适，对于国学研究思想的前后变化。1905年，胡适留学美国，深感中国学者对于自身国学知识的浅薄。在一次研讨会上，有美国学者甚而至于警示说因此“君等近有大患”。此时的胡适极力推重对于国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重要价值。这与当时的国粹派思想相近。而到了1916年，胡适主张“学术”与“思想”的分化。在整体上，主张有组织地吸收新文化，主张这种新旧、贯通中西，调和、建立新文化。从1917年7月到1922年，胡适主张让中国学研究实现与欧美、日本中国学那样的科学化。再次，陈来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世界汉学的科学化研究及其成果激发了中国一流学者夺取中国学研究的道德感。主张国学研究是中国人“最易为利”，即最有效的兴复国学研究成果的途径。最后，陈来指出，由于胡适对于国学研究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国学学者的胡适，也有作为思想启蒙的胡适。而显然，后者压倒了前者。加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如陈独秀等批评、讥讽胡适的整体国故运动是“在大粪中找香水”。胡适的思考被思想启蒙思潮所全部占据，认为“国学是条思路”，国学研究只是“捉妖打鬼”，研究中国文化是为了打倒中国文化，中国人要“自己认错”、承认“百事不如人”、“祖宗罪孽深重，我们自己也罪孽深重”，要“反省思过”、“消灾灭罪”。结果是北大当时的所谓“科学化”研究，没能让其取得应有的国学研究境界，在启蒙与学术的双重变奏中，胡适的启蒙压倒、抑制了其学术国学研究。

会后，陈来就听众的问题一一进行详细的解答，并重申人文学研究的多样化方法论，倡导学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中葆守文化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