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7日下午，“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四）第五讲“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在大礼堂举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青年学者、作家张宏杰博士应邀做客新人文讲座，与约600名清华师生一起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曾国藩算了一下“经济账”。清华大学历史系陈为蓬副教授主持并点评讲座。

首先，张宏杰简略介绍了曾国藩入仕前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充裕，他天分不高，但是刻苦用功终于中得进士。张宏杰指出，虽然近年来社会上曾掀起“曾国藩热”，但是他一生的收入与支出是以前研究曾国藩的人没有关注过的。比如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了解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出去的？他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接着，张宏杰介绍了曾国藩做京官时的经济生活。曾国藩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做到兼属五部的侍郎，完整地经历了京官生活的下层、中层和上层阶段。清朝京官俸禄微薄，但生活开支巨大，因为京官必须讲究排场。曾国藩在京期间主要的三项支出为房租、社交应酬、衣服，除此之外，还有交通费、文化消费等等。曾国藩作为京官中小部分刻苦砥砺者的典型，收支不平衡。曾国藩入京前，通过拜客、借贷、调节民间纠纷等方式筹得了进京为官的“原始之本”。为官期间，他接受外官馈赠不多。从曾国藩的例子可以看出,清代京官的实际收入数额及渠道都与表面规章有很大不同。官员入仕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十分有限,在初始阶段通常需要家族或他人的资助。但潜在收益却非常巨大，包括筹资能力的增长、陋规等巨额灰色收入，以及干预地方事务所获报酬。不过潜在收益的开掘受诸多条件的制约：理学修养、个人操守、个人及亲属的办事能力等，因此官员入仕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收益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张宏杰认为，30岁以前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很平庸的人，譬如为人傲慢、修养不好、脾气比较暴躁等。为什么后来曾国藩能够脱胎换骨，能够刻苦地自我修炼呢？这也跟他到北京当官分不开。曾国藩在北京见到了很多大儒、大学者，很受触动。同时在做了官之后，曾国藩身上就没有作八股文的压力，他就开始有时间从容地研究一些学问。所以在30岁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他学做圣人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

张宏杰还介绍了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的经济生活。两江总督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曾国藩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和各种补贴外，还有一大笔养廉银，另外还有更大宗的收入“规费”。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收入高，但是开支也高，除了个人与家庭的开支，还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还要承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张宏杰认为，此阶段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譬如：他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在饮食方面，每顿饭仅两个主菜，三个小菜；他要求曾家的女眷们，对于一些家务还要亲历亲为、自力更生；他的二儿子曾纪鸿则由于无钱看病拖延至死。与此同时，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譬如大吃大喝、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等。由此，张宏杰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曾国藩“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他自己的日记、家书、亲笔账簿中留有相当多的经济生活资料。通过这些，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见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在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也可以读到一个官员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