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6-18日,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和外文系联合举办的“世界人文研讨课”(Seminars in Global Humanities)第七期在文南楼举办。美国密歇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韦奈克(Silke-Maria Weineck)教授以“欧洲文学与父权政治”(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Fatherhood)为主题做了三场讲座。
如何理解近代以来欧洲起源的三合为一的父权构成、其内在的紧张冲突和外在的形态变迁以及相互的关系,是深入把握西方文学、思想、文明演变的不可或缺的脉络之一。
在西方语境中,“父权”是一个中心隐喻(central metaphor),意指合法权力,涉及政体、宗教和家庭多个层面, 关乎法律、伦理和情感多个范畴。父权(paternal power)体现在社会性别结构、霸权政治与宗教使命的历史理念与实践中,与此相应的各种合法化阐释策略与律令要求(legitimization strategies)互补自洽,同时充满悖论和内在的不稳定性,包括悲剧性冲突。西方父权的逻辑是悲剧的逻辑,即不同的合法要求(legitimate claims)之间的竞争,引发无可避免的冲突(necessary conflicts)。由于“父权”的角色处于家庭与政治两个范畴的交点,在文学上常以父亲和国王的双重形象出现,具有个人和公共的双重维度。
第一场讲座,韦奈克教授首先介绍了父权合三为一(The Paternal Triad),即上帝-国王-父亲三位一体结构,并以三个文学形象为例说明其古典根基:拉伊俄斯(Laius)、俄狄浦斯(Oedipus)、亚伯拉罕(Abraham)。第一位俄狄浦斯之父拉伊俄斯是“缺席的父亲”(the absent father),在后代文学中往往被描写成可恶的虐童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版本,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戏剧中的拉伊俄斯得到的神谕是,他必须无子而终才能拯救城邦。这是一个在城邦与儿子之间痛苦抉择,最终自我牺牲的父亲(patri-suicide)。第二位俄狄浦斯在城邦中以众百姓之父的形象出现。他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a self-created man),兼具父与子的身份(the begotten begetter),并因娶母而在人伦上亦父亦子。随着命运突变,俄狄浦斯的王者身份和父亲身份都被消解,他从父亲的位置落入儿子的位置。第三位亚伯拉罕是一位父亲,然而他作为上帝之子的子性(sonhood)战胜其父性(fatherhood),他对上帝忠心不渝,情愿牺牲爱子。这也是一个父权三体的隐喻,亚伯拉罕日后成为民族之父。在他身上,血缘性的父亲形象过渡成了政治性的父权形象。
第二场讲座,韦奈克教授从欧洲父权结构古典起源和历史演变的视角解读了霍布斯的《利维坦》(Thomas Hobbes,Leviathan)第二十章和莱辛的独幕剧《菲罗塔斯》(G. E. Lessing,Philotas)。君主制和父权制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二者都是世袭制、在各自体系内都有绝对权力、且在后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君主制失去神学之基(divine grounding)因而经历了合法化危机(crisis of legitimization),与父权制近代以来历史状态如出一辙。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结构也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界定中:如同臣民绝对服从君主且不能违反契约,子女完全从属于父母。然而由于亲子鉴别始终是难以完全确认明辨的现代法律难题,这一契约的合法性存在着内在的不确定、不稳定。在霍布斯的体系中,父权的基础不在于血缘而在于养育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并不认为权力是性别化的(gendered),即父亲的地位未必高于母亲,这一点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堪称激进,霍布斯由此也受到在社会性别问题上保守派的反击。在莱辛的剧作中,菲罗塔斯为其父的政治利益而自杀,韦奈克教授认为此举不是弑子(filicide),而是儿子为父自杀(filisuicide);此剧从儿子的角度讲述王者的职责与父亲的职责之间矛盾与分离。讲座结尾,韦奈克教授引用美国当代历史的案例,揭示了这一传统结构及其内在分裂性,在西方文化中的持续,直至当代。
第三场讲座,韦奈克教授讨论了西方思想文化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德国剧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笔下的父权构成。在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智利地震》(The Earthquake in Chile)和《弃儿》(The Foundling)中,父亲都作为秩序的象征出现,并且主角都在某种程度上被以他与父亲的关系定义,但是作者对此并非高唱赞歌,冷静客观的笔调下是对父权暧昧不明的态度。有观点认为整套弗洛伊德学说可以用一个词概括——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在撰写《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这部煌煌巨著时,弗洛伊德虽在生活早已身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在一生的著书中却仍然并始终以儿子的身份自居,“子与父”的结构性“情结”,示意出欧洲父权古典起源和历史演变及其近代危机持续对其的根本影响。在西方一系列文化经典人物包括如卡夫卡及其作品中,“子”与 “父”的关系亦如此同构、以绵延的变奏延伸;卡夫卡的书信《致父亲》即是一份精致而深刻的记录。
外文系师生及其他院系的同学们积极参与了本期研讨课,围绕父权在经典作品中的含义和父权在中国与西方的异同之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期的近代欧洲父权主题和上一期的现代中国男女平权主题呼应,为外文系师生带来新的学术启迪,也为本学年的世界人文研讨课做了圆满的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