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下午在校史馆， 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年八十高龄的罗新璋先生做客“读书与人生”主题文化周专场讲座，为到场的70余名师生讲述了“杨绛先生的翻译人生”。罗新璋以杨绛先生翻译的法文本小说《吉尔·拉布斯》为切入点，旁征博引，讲述杨绛先生的翻译特色。

讲座伊始，罗新璋回忆了自己八年前来清华开过的一次关于钱钟书先生的讲座“谈大师学术，品智者人生”，指出钱先生在文学及翻译研究上的巨大贡献。特别提到钱先生谢世后，遗留下三万五千页的外文笔记，杨绛先生晚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整理这些笔记。通过这些外文笔记，我们不仅能感受到钱先生治学之博闻强志，在接下来分析杨绛先生译著之特点时，也能体会到钱、杨二位先生在翻译理论上的共通性。

随后，罗新璋简单介绍了杨绛先生走上翻译之路的历程。杨先生原本在苏州的东吴大学就读，后来因缘际会，得以赴清华大学读书，并由此结识钱钟书先生。读书期间杨绛先生即显露出出众的文学才华，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上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并被朱先生推荐发表。杨绛先生的翻译人生，始于一部有“流浪汉小说鼻祖”之称的小说《托梅斯河畔的小拉撒路》（英文版）。随后杨绛先生为了锻炼法语，选择了法文版的《吉尔·布拉斯》为翻译对象。在年届五十的时候，为了准确翻译《堂吉诃德》而学起了西班牙文，“文革”时期手稿不甚遗失，又不得不重新开始工作，辗转十余年而成。由此可见，杨先生的翻译之路并不顺利，充满了我们现代的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挫折。

接下来，罗新璋重点讲述了杨绛先生的翻译特色。他以《吉尔·布拉斯》为例展开论述。罗新璋开宗明义点明杨绛先生的翻译特色为“得意忘言，登岸舍筏”，具体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师其意而造其语”，具体言之，就是在保留原作意图的前提下，而不拘泥于原作的语言模式。例如在《吉尔·布拉斯》第19页，原文为法文，英译文为：“My father who was not more scrupulous than his neighbours, approved the deceit.” 杨绛先生翻译为：“我爹是个农夫，不知轻重，也赞成掉包”，将原文的长句翻译成两个短句。又如译著第341页，英文作：“No, Estella, you have no convenience for him in these loddgings.”杨绛先生翻译为：“不成，艾斯戴尔，你这房子不便留客”，将原来“convenience”的特指译成泛指。罗新璋在此专门引用钱钟书先生评价东晋佛经译者道安“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的论点，指出道安虽然反对“失本”，但在其翻译佛经的实践中却常常“失于彼乃所得于此”，偶尔的“失本”恰是翻译所必遵的原则。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特点，罗新璋还引用了梁实秋等大家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终场诗的翻译，原文出现了两位主人公的名字，而有些译本为了凸显原文要表达的“离合悲欢”，而直接略掉了二人的名字，以使得这种伤感能够推己及人。

二是依傍形象而取胜。所谓依傍形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作品中人物的形象特点，用母语中相应的辞藻以凸显其人物特色。例如在译著第7页，英文版作：“She appeared handsome enough, and withal so sprightly and gay, that I should have concluded that her house was pretty well frequented.”杨先生翻译为：“我觉得她长得不错；我一见她那股子风骚劲儿，就断定这旅店一定生意兴隆。”将原文的“sprightly and gay”翻译成“风骚劲儿”，是由于这句话出自于一个流浪汉的口吻，因此用这样的文辞更能体现其形象。正如钟嵘提出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形象越生动，就越有滋味。

三是顺理补笔岂无功。所谓“顺理补笔”，就是在原著的思维基础上，适当的增改一些言外之意，已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例如译著第326页，英文作：“We common people, look upon all your great noblemen with a prepossession that often gives them an air of greatness which nature has refused.”杨先生翻译为：“我们平头百姓对贵人阔佬有成见，尽管他们生相庸俗，也觉得器宇不凡。”原文的“nature has refused”直译为“自然拒绝”，显得过于生硬，杨先生译作“生相庸俗”，就把言外之意给呈现出来了。又如译著第615页，英文版作：“My lord (I replied), fame, which usually praises beauties more than they deserve, has not said enough in commendation of young Lucretia, she is an admirable creature, both as to her person, and talents.”杨先生翻译为：“我答道：大人，美人儿往往是见面不如闻名，不过这年轻的璐凯思实在是闻名不如见面，她是个色艺双绝的人才。”这里讲“praises beauties more than they deserve”翻译成“见面不如闻名”，而原文或许有“言过其实”之义，但却没有“见面”之意，杨先生完全用很中国式的语言将原著的言外之意都展现出来，而且下文谈到Lucretia时，直接倒说为“闻名不如见面”，不仅突破了原文复杂的句式，也非常符合汉语的修辞特色。

罗新璋的讲座内容非常丰富，引用大量的译著原文来分析杨绛先生的翻译特色。在分析特色的同时，又不忘引用其他翻译家与学者的论述，以总结背后的翻译理论。例如引用傅雷先生将“梯子”翻译成“进身之阶”的例子，指出傅译重传神而杨译重写意。又引用本雅明对翻译工作的评论，点名本场讲座的主旨，即翻译不是两种僵死语言之间干巴巴的等式，而是应当从原文的意义中摆脱出来，而再现原作的意图。因此，讲座结束前罗新璋评论道：《吉尔·布拉斯》或许不是伟大的作品，但杨绛先生的译著一定是伟大的翻译。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如为什么傅雷先生译著颇丰却很少翻译诗作；将叶芝的诗翻译成完全的文言是否淹没了英文的原义等。罗先生都分别给出了解答，并且将自己当年与傅雷先生交流学问的信件做成复本，赠送给前来听讲座的同学。

本讲座是“2016年秋季学期‘读书与人生’主题文化周”中的一个环节，本次主题文化周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图书馆、校史馆、研究生工作部、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主办，好读书协会协办。本场讲座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历史系副教授程钢主持。程钢在全场讲座中协助罗先生朗诵了课件中所有的英文文本，并对讲座进行了点评。程钢感谢罗新璋先生对杨绛先生翻译观的分析使清华师生颇受教益，他提醒同学，翻译不仅仅是一门技巧，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方式，甚至可以说人生就是一场翻译。清华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白永毅到场听讲，并介绍了好读书奖学金的设置与杨绛先生的渊源，鼓励清华的同学多读书，读好书。最后，清华师生邀请罗新璋先生一同参观了由校史馆、档案馆、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杨绛先生纪念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