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下午在六教，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章宏伟做客“2018年清华大学读书文化月”特邀讲座，以“何谓国宝——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以及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比较”为题，基于对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介绍，分析了“国宝”这个概念如何形成并为大众所接受，并对两岸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特点进行了简要比较。

讲座伊始，章宏伟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来源与构成。他指出，故宫博物院虽然在历史上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明宫的珍藏大概只有5万余件，相对于故宫博物院180多万藏品而言，数量相当少。今天故宫中的藏品主要来自清代，尤其得益于康雍乾三朝。这些藏品也叫文物，但实际上在当年来讲可分为珍玩和生活日用品，其中更多的则是当时的生活用品。他以乾隆朝的收藏进行了重点解读。乾隆时期国家兴旺、国库充盈，而乾隆皇帝本身有一种强烈的文人情结。乾隆特别喜欢书画，尤其喜欢在一些名作上题上自己的字。故宫收藏了当年清宫大量的古今字画。比如乾隆皇帝特别喜欢富春山居图的子明卷，在画面的所有留白处填满了自己的题字。清代的皇帝通过大臣进贡、抄家、贡品等方式将各种精品都集中到宫里，清宫因此成为中国古代书画等精品的汇聚之地。乾隆还把宫里收藏的书画作了系统整理，编成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著录。

随后，章宏伟分析了“国宝”概念在民间的形成与演变。他认为，在清朝时并没有“国宝”的概念，1912年起这个概念开始逐步产生。虽然当年故宫中收藏了大量国宝级的文物，但因其深藏宫禁，只有皇室与近臣才能有所接触，而普通人根本无从得见，也对此缺乏了解。清帝逊位之后，在清和民国异代之际，社会朝野出现了一种把宫中的收藏放到博物馆的呼声和建议，人们对宫中珍藏有了初步的认识。1913年，热河都统熊希龄赴京担任内阁总理，有传言称熊希龄盗取了热河行宫藏品。随着新闻界炒作热河行宫盗宝案，熊因涉嫌此案被迫辞职。“热河行宫盗宝案”事件使得社会上对清宫珍藏有了特别的关注，人们意识到皇家的珍藏是都是宝贝。到了1924年，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控制政权，并且将居住在紫禁城后殿的满清末帝溥仪驱逐出故宫。溥仪出宫之时，要求宽限一些时日收拾宫中物品，但此事的具体负责人李石曾表示，生活用品、服装系私人物品，可以带走。但属于国家民族物质文明见证的，比如书画、青铜器就不应该归一家一姓，而应该归国家和民族所有。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把故宫的珍藏提高了国宝的程度。

最后，章宏伟介绍了抗战以来故宫文物的流转，并对两岸故宫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战争形势，北京故宫中的文物先后转运到了上海、南京与西南后方，抗战胜利之后再次运回南京。解放战争爆发之后，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从南京挑选了部分文物运到台湾，这些文物后来成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重要“家底”。因此，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一脉同源，甚至存在同一套书籍，有一部分在台北，一部分在北京的情形。此外，从数量上来看，台北故宫的藏品相对较少。经过这么几次，清宫藏品，故宫博物院产品在国人心目当中成为了国宝。

本场讲座系“2018年清华大学读书文化月”特邀讲座并纳入《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由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黄振萍主持并点评。

相关链接：章宏伟，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博士后合作导师。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院校兼职教授。负责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纪录片《故宫》（为总策划、制片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故宫学、中国图书史与明清史。著有《出版文化史论》《故宫问学》《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和《故宫学的视野》，合著《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和《中国编辑出版史》等多部，主编《博雅经典丛书》和《故宫学视野丛书》。2007年以来，在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