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29日，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语言文字学高端论坛暨《清华语言学》创刊学术研讨会”在人文楼举行。此次论坛旨在纪念《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遴选将满10辑和《清华语言学》创刊两件大事，增进学界交流，扩大清华大学语言学的学术影响。论坛开幕式由中文系邓盾副教授主持，李守奎教授致开幕词，张赪教授介绍《清华语言学博士丛书》的基本情况。

来自我校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或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论坛， 19位学者发表学术报告。论坛围绕语言学理论前沿、汉语研究、语言学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等三大主题展开了讨论。

论坛首日共有11位学者发表报告，主要集中在字词研究、语法研究、语音研究三个方面。

字词方面，汪维辉教授的报告《常用词历时更替研究的工作程序》把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分为四个步骤：选词构组、搜集语料、分析论证、结撰成文，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步是分析论证，包括描写和解释两方面，描写要重点关注新词新义溯源和新旧词替换完成的时间，解释的重点是探寻更替的动因。邢向东教授的报告《“扔”的白读音与“赎身”民俗分布地域之比较——西北地区方言与民俗相关现象的关联性考察》指出“扔”与“耳”同音几乎分布在整个西北方言，“赎身/圆锁儿”民俗分布在关中片、青海、新疆以外的西北方言，通过比较它们的分布特点，讨论了相关的方言与民俗现象在地域分布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其历史层次，与会的一些老师们就自己方言中“扔”的读音进行了讨论。胡敕瑞教授的《〈说文〉校订二则》对《说文解字》中“誕”“金”两个字的相关解释进行了校订，指出《说文》“誕，詞誕也”中的“詞”实则应是“調”，还指出《说文》“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西方之行”中的“久薶不生衣”实则为“久薶不生”，“生”在此表示“生锈”，后边不该出现“衣”字；同时胡敕瑞指出在校订古书时要注意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文献材料的使用。黑维强教授的报告《汉语俗字确定的一个原则与三条标准》指出确定俗字的本质依据是社会性原则，这条原则包括三个标准：书写者标准，地域性标准，时代性标准，此外还可参照字书、韵书等文献材料作为辅助标准。李守奎教授就俗字和错字是否有必要区分提出了异议，并表示较为赞同裘锡圭先生的看法：正体和俗体是字体的差别，俗字里本就包含了错字以及后来发生社会化且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文字；李守奎教授指出采用这种看法可避免俗字、错字的纠缠。

语法方面，李旭平教授的报告《汉语方言地名的句法：基于跨方言的调查》对官话（东北、中原和西南官话）和吴、徽、赣、湘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村落名字的句法特征进行了考察，发现限定词短语型地名（如“桑家埠村”）普遍见于各大方言区，而方位词短语型地名（如“南山上”）主要见于吴、徽、赣、湘等方言区，在官话区极其少见，并作出猜想：吴、徽、赣等语言中方位短语型地名发达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汉语普通话方位短语中的方位成分是方位名词，但吴、徽、赣这些南方语言里方位短语中的方位成分可能是一个语法化程度更高的成分，如后置词，因此会强制性出现。洪波教授的报告《诗经第一人称代词“言”字分析》将《诗经》中的“言”训为“我”，并根据“言”在《诗经》中的使用情况和韵律表现指出“言”不是一个独立代词，而是第一人称代词“我”在施事主语位置上的弱化形式，“言”作施事主语只出现在《诗经》中和它的韵律表现直接相关；胡敕瑞教授指出学界对安大简“言”释为“我”有着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值得再思考。朱冠明教授的报告《元明以来汉语语法的演变》重点讨论了清末民初汉语语法演变的三种现象：“他”作主语的频率显著提高、修饰语与中心词之间更多使用标记词“的”和程度副词修饰动补结构发生了前置到后置的语序变化。

语音方面，王韫佳教授的报告《连续变调和协同发音关系浅探》指出声学参数不能作为区分连读变调和协同发音的唯一证据，在某些方言中连读变调和协同发音可能是一个连续统的两个端点，变调形式依然会受到协同发音的作用。邢向东教授受此启发谈了陕西合阳方言中连续变调的相关情况。张劲松教授的报告《语流中声学对立的功能负载研究》介绍了一种能够模拟语境信息的FL计算模型：基于文本与拼音序列互信息熵的功能负载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评估语境中声学对立的信息贡献重要性，还能够计算超音段事件如韵律边界对于信息传递的重要性，在汉语数据上的初步实验揭示了不同声母对立、韵母对立、声调对立、韵律边界以及不同发音方法等声学对立方法的信息贡献大小。王韫佳教授建议应把所有声母的功能负载全加起来再和声调的功能负载比，这样可避免由于汉语声母、韵母的数量远远多于声调的类别而带来的对比不公平性的问题。熊燕副教授的报告《从梗曾摄字读音看官话方言南北差异和互动》考察了官话方言里梗曾摄阳声韵四个声组字的读音差异，指出梗摄合口牙喉音字、开口二等唇音字北系官话在元代已并入东钟韵，但该音变很可能在明末才扩散至淮河以南官话，而南系官话大多另有并入臻摄的音变；梗摄开口二等牙喉音字北系官话在元代已并入三四等，但该音变在南系官话仅限于“樱行杏幸”等字，而“更耕坑衡”等字的洪音读法则影响了北系官话。随后王韫佳教授根据自己的方言为熊老师的报告提供了一项证据。徐朝东教授的报告《官话“喫（吃）”及见组字声母读tʂ/ts音变之考察》，指出元以来，见组三四等字发生了*ki>ʨi>ʧi>tʂ>ts系列变化，因为k类声母韵母受到高元音的作用，导致声母颚化ki>ʨi，继而卷舌化ʨi>ʧi>tʂ，卷舌化阶段正是章组细音字曾经的演变路线；见组三四等字这种演变最早是从开口字“喫”开始，逐渐扩散到了合口字“剧”等，合口字中擦音声母变化最快。

论坛次日共有8位学者发表报告，主要集中在词类和句法结构、语言理论、脑语言三个方面。

词类和句法结构方面，翟燕教授的报告《清末民初北京话中的语气词“那（哪）”》指出在清末民初的北京话中，语气词“啊”的语音变体“哪”、“呢”的语音变体“哪”开始出现，与魏晋时期产生的语气词“那（哪）”并存于语料之中，使得表面上为同一形体的“哪”呈现出一形多源、功能错综的特质。王继红教授指出考察语气词“那（哪）”时所用部分作品的语料性质还可以再考察一下，如《官话指南》等。真大成副教授的报告《“奴”作自称称谓词小考——兼谈〈撰集百缘经〉译成时地》认为“奴”作自称应产生于中古后期，其促发因素除了自身语义的影响外，还受到了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北方游牧民族臣对君以“奴”自称用法的影响，中唐以后“奴”已经扩散至全民口语了，原先具有的北方地域色彩大概已经消泯。董秀芳教授的报告《汉语所谓“中动结构”的历史来源及性质》指出中动结构（如“这辆车开起来很快”）的语义在古代汉语中是用“V之AP”结构（如“食之香”）来表达的，而这种结构又来源于双小句结构（如“夫树橘柚者，食之则甘”“有嘉美之菜，故曰‘嘉’，食之而灵”），具有中动结构语义的“V来AP”是唐代出现的，“V起来AP”“V上去AP”“V着AP”是在清代才出现的，这些形式的共同点是在动词后代词宾语消失，出现了体标记，这一变化使得动作的动态性进一步减弱而状态性增强，也使得谓语部分与主语（话题）的联系更为紧密。董秀芳教授最后指出基于中动结构的来源，可以认为这一概念是比附其他语言的结果，实际上在描写汉语时是不需要的。

语言理论方面涉及到了语言接触、主观化、语法化和构式化等，学者们基于这些不同的理论探讨了汉语里的一些语言现象。王继红教授的报告《清代满蒙汉合璧文献“后头”的时间用法》指出“后头”的时间用法多保留在清代的满蒙汉合璧文献中，这种现象源于区域语言接触，是汉儿言语在东北临近内蒙地区以及八旗蒙古（察哈尔、科尔沁）地区的遗留。曹秀玲教授的报告《语言的主观性与汉语去主观化表达》对汉语去主观化表达的形式与分布、构造方式、功能表现进行了介绍，从形式与分布上讲，汉语去主观化表达主要是通过元话语形式表达客观情态，可出现在句首、句中、句尾等多个位置，以句首为常见；从构造方式上讲，包括动宾式、状中式、述补式、复合形式；从功能表现上讲，去主观化表达可以调控言语进程、双向调节命题确定性、弱化言说主体色彩等。胡亚老师的报告《语法化与图式性构式化的关系模式》将语法化与图式性构式化的关系分为三种模式：共生模式、滋生模式、分离模式，并且指出：实体性成分的语法化与图式性构式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和交集。

脑语言方面，江铭虎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与脑语言的协同发展》讲述了人工智能是一项交叉学科，需多学科融合，人工智能促进了我们对语言学的了解与认识，缩小不同语种的人类交流和机器理解语言之间的差距，使人工智能与语言进入了协同发展的阶段。

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做了题为《愿清华大学在推进语言研究现代化方面做出贡献》的报告。陆俭明指出清华大学创刊《清华语言学》为中国语言学界增添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可喜可贺；目前国内外科技发展的事实表明，各个学科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本领域的研究，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而且是要跨多个学科、跨多个领域；最后陆俭明教授强调所谓“语言研究现代化”就是指语言研究必须走与其他学科融合交叉之路，必须走数字化之路，只有这样，语言研究才能真正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作出有实效的贡献，而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也应努力发挥这种优势。

张赪介绍了《清华语言学》刊物的基本情况，该刊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每年一期，刊物宗旨为：提倡理论探索与争鸣，重视汉语事实的多角度深入挖掘，鼓励语言学和实验科学的交叉研究。所分板块有：理论与争鸣、汉语研究、实验语言学、研究动态、名家讲义。最后，邓盾致论坛答谢词，感谢各位学者的莅临，希望学界继续助力清华语言学发展，同时也希望《清华语言学》为学界搭建更好的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