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前瞻的回溯

——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大会上的报告

陈少明

谢谢王博教授的介绍！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大家好！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里代表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同事向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成立一百年表达祝贺！

大家都知道，利用时间的周期举行与事物的变化相关的活动，几乎是人类共同的习俗。我们每个人每年都要过生日，每个学校也会定期举办校庆，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些活动。这样的活动，我们有时候叫做纪念，有时候叫做庆祝。比如时间短的我们一般都会说庆祝，我们不会说纪念我们的生日，而是说庆祝；但是比较大的周期，通常会说是纪念。当然纪念和庆祝可以同时说，可是意义不太一样，说纪念的时候，总要缅怀它的过去，想一想过去发生或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我们就免不了要提它的过去，提它的过去，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一百周年的清华文史哲对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教育的影响，前面很多老师都说过了。但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所以我想以哲学为例，来谈一下我对这一影响的看法。

当然大家都知道，哲学百年的重要性，与同一时段的文史学科百年有些不一样，因为哲学学科其实就是这一百年左右，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建立起来的。我们当然也都知道，今天的文史哲都受西学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哲学。没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史学，或者没有文学，但至今仍然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至少意味着，今天的哲学与古代被我们概括出来的哲学，差别很大，显得有点横空出世的意味。

如果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百年之前，跟清华大学哲学有关的前辈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王国维。他们都是上个世纪初介绍西方哲学的先驱，王国维在《静安文集》中写了一些用西方哲学重构中国古代思想命题的论文，梁启超是在《新民丛报》的“泰西学案”上介绍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他们最初的活动构成后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铺垫。建立哲学史第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胡适，胡适是北京大学的。但是在清华任教的冯友兰，虽然是第二个写西式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其影响却后来居上，变成了这个学科主流的范式。而且除此之外，冯友兰和金岳霖不仅是讲中国哲学史，还创作了自己的哲学著作，如“新理学”和《原道》，这些工作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具有奠基的意义。当然，由于50年代院系合并的原因，哲学学科后来的发展，则以北京大学为主要基地。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创作的区分其实是从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中国哲学创作一直弱于中国哲学史的影响。那中国哲学史建立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其最基本的意义，是以学科的形式，建立了一条比较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特点的知识途径。而有了这个知识领域，我们才有理解中国跟世界文化包括价值关系的专业，这是我们理解自身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还可以说，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包括哲学史）的建立，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古典的学问跟当代的文史哲的关系，因为我们古典的学问其实是叫经史之学或者文史之学，或者还有称道学的，它不是我们今天人文学科的区分方式。所以在今天的活动上，回顾学科的建立，对理解我们的现在跟未来，都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也知道，现代中国历史存在着很复杂的变化，其中所包括的传统哲学的命运，从“五四”到“文革”，大部分时间是处于低潮的状态。现在正好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面对新百年的转折，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开始关注传统哲学跟现代社会有机的联系。以此为契机，我们可以开始前瞻在新的一百年，哲学可能或应该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要探讨这一点必须回到对哲学本身的认识上，很多人觉得哲学非常复杂，讨论的问题也不确定。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哲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很多学科都有研究对象，可是哲学没有，除非是哲学史。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可是它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问题，比如西方的形而上学，中国的道论。讨论的问题看起来相似，可是对象是不固定的，问题的具体的提法随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比如西方的形而上学跟上帝还有理性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认识非常不一样。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文章，名字叫“原道”，它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前后很多著名的人都写过同样标题的文章，而且后出的《原道》总是试图颠覆前面的《原道》的观点。这就表明，哲学虽然有些基本的问题，但是相匹配的具体情景跟具体论断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急剧的年代，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从点煤油灯一直到今天看仿真机器人，这个巨大的跨度，历史上我想从来没有哪一代人经历过的。面对这一剧变，可以提出各种问题。但如果有一个最具体且跟我们人类有重大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人的理解与想象，它体现在从古到今累积的很多方案和技术手段中。这个想象不仅仅是想象人的道德品质、知识能力，而且包括想象我们的身体，身体的能力、感受性，等等。在这方面，人类最初追求的东西就是寿命的延长。可是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技术与选择，比如基因编辑的问题，我们可能有婴儿工厂的问题，还有脑机对接的问题、生物克隆的问题，还有高仿真人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其实在不同程度上都体现某些人类欲望的冲动，但是也碰到了很多人类道德的限制或者禁区。比如寿命延长几乎没有人反对，即使反对你也没有有效的手段来阻止，那它会有什么问题呢？根据经验，寿命延长并不容易，比如说从古代的平均三四十岁延长到今天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这个时间很漫长，它对社会的影响是被慢慢消化掉的。可是如果未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人的寿命延长到一百岁以上，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漫长一生中，你的精神跟你的体力，包括你的阅历的变化，它很可能导致很多人一生有很多不同的家庭组合的现象。而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我们关于收入的基本单位是计算到家庭的，因为我们收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的急剧变动或不确定性，会令未来面临很多问题。因为什么样的家庭形态，甚至是否存在家庭，将决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秩序。与对人的生物改造有关的技术，比如基因编辑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制作身体健康的人，我们同样也可以制作智力更高的人、甚至更漂亮的人，但可能会导致超现代的种族主义问题。其它如婴儿工厂问题、脑机对接问题、生物克隆问题都一样让人类陷入两难，而且生物克隆的问题可能更骇人听闻，到目前为止，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对这些技术的运用做出限制。这个限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对人的欲望和想象，跟我们事实上对人性的理解，其实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改变了人性，什么情况下我们没有改变人性，这一界限正在被试探。所以，生命、人性与意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

哲学本身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知识有个很大的特点，表面上各种学说、观点五花八门，其实没有太多不同的结论。大部分的人都被人家归为少数的门派，什么原因呢？就是哲学的基本结论其实不是非常多。那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哲学论文发表呢？整个差别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表达能力上。关键不是结论，而是论述的过程，很多问题是由于你的论述变成了哲学或者变成了更好的哲学，而不是因为你讨论了一个叫做哲学的问题才算哲学的。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知识系统，甚至也很难说是系统，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在逻辑上可以推演的系统。很多知识类型甚至学科之间的关系，要么交叠、要么断层，性质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只是在不同学科内部建立起假定边界以后才可以进行工作。其实哲学也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哲学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学派，我们也知道，由于一些哲学方法的发明而导致不同哲学的产生，比如在西方有思辨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都是因为方法不同而归为哲学的某一种风格或流派。但是这里我想提的问题，是更根本的，与讲这些流派划分标准不一样的更深的问题，就是知识表达的形态。

大家都知道，科学知识的表达基本是讲原理、讲规律，这样的形式在知识的表达上可以概括为命题知识，逻辑上是对事物作全称判断。可是，命题知识虽然有它的优点，有普遍性，但是很多命题知识不能触发人的情绪或情感，能触发我们情绪或情感的是大部分是讲成故事的语言，而讲故事可以划分为描述知识。中国哲学中的孔子、庄子，西方哲学中的柏拉图、尼采，都有大量描述的内容甚至是以描述为基础的。哲学从曾经受到热烈地追捧，到今天不断被冷落和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发展不断疏离了我们的生活。而脱离生活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知识的表达，如果模仿自然科学使用一大堆的定义、规律或原理来表达，它不能唤起人们对待事物的热情，这对于每个试图从这种抽象论述获得生活意义的人来说会感到失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提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哲学、面对未来的哲学，在表达形态上必须更有质感，更能够关照我们的生活，至少让哲学的爱好者获得更多的共鸣。

最后总结我的说法，我们刚才说，对一百周年，我们既可以纪念也可以庆祝，纪念是缅怀过去，庆祝是面对未来。在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建立一百周年，同时要面对下一个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再一次利用这个讲台，表达对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新的时期继续成为塑造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力量的祝愿，同时期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在未来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是我的心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