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镜像 有容乃大

——为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而作

陈平原

最近几年，我有幸多次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纪念活动，比如2018年11月24日的“朱自清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2019年11月23日的“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以及2025年9月9日的“清华国学院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重读那三篇初刊于《人民日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的发言稿，自认为都是感情真挚且言之有物的。因此，我才会不无得意地称，凡清华的重要活动，我都是召之即来，且认真准备。因为，这是我导师王瑶先生，以及导师的导师朱自清先生长期工作过的地方。

王瑶先生晚年多次称：“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解读这句话，须明白其来龙去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王先生先后撰写了文情并茂的《念闻一多先生》和《念朱自清先生》二文。因撰文怀念师长，重温美好的青年时代，从21岁到39岁，这十八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因其“青春年华”，更因其“名山事业”——出版于1951年的《中古文学史论》不用说，另一部代表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刊行于1951年，就连出版于1953年的下册，其完稿时间也是在1952年5月28日。此后三个月，王瑶方才转任北大教员。凡略为了解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都明白这两部著作的分量及地位。不过，无论中外学界，还是我们这些老学生，都一再确认，王先生既是清华的，也是北大的。放长视野，不仅王先生，王先生的导师朱自清先生，以及众多清华或北大的教授，其实都是兼祧两校的学脉与风采。

说到朱自清先生对于清华文科的贡献，不能不提到1929年春他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同年秋讲授“中国歌谣”。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同时出现在“清华学校”转型为“国立清华大学”的关键时刻，并非偶然。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推手，那就是1928年夏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第二年改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的杨振声先生。《清华大学一览》（1929－1930年度）中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乃杨振声所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欲达到此目的，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继任者朱自清先生撰写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1931），延续其办系理念，且打穿后壁，称如此定位是因别的大学注重整理国故，而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而来，中西合璧，更适合于研究并创造新文学。杨、朱两位北大毕业生的这一思考与抉择，明显以北大中国文学系为镜像，既借鉴，又趋避，还试图超越。此后百年，北大清华两个中文系互为镜像，错位发展，构成一幅神奇的图景。其中包括上世纪二十年代建系初期的借鉴，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合并，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的分家，八十年代重建时的帮衬，乃至今日之携手冲刺世界一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观察、辨析的学术史现象。

王瑶先生1986年9月26日脱稿的《念闻一多先生》，结尾突然冒出一句“近闻清华大学又在筹建中国文学系”，称此举让他浮想联翩。我在王先生客厅里，亲耳聆听他再三叮嘱原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要向校方及公众说明，清华文科是“复办”，不是“创办”，并引了周作人《〈杂拌儿〉跋》的一段话：“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因此，如何发掘并阐发老清华中文系的传统，便成了当务之急——这就说到今天学界熟知的王先生关于“清华学派”的论述。

在清华纪念闻、朱两位先生的会议上，王先生三次提及“清华学派”，而在撰于1988年的《我的欣慰和期待》中，王先生更断言：“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王先生将“清华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释古”为旗帜：“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开阔的学风的。”日后学者们越说越广，越说越细，越说越神，有非常合理的发挥，但也不乏过度阐释的，那样反而模糊了王先生论述的主旨，且忽略了他为清华重建中文系站台的潜意识。

老清华文科确实很有特点，也很有建树，但若将几乎所有曾在清华任教的名家都纳入“清华学派”，则又不尽合理。另外，学术史上的学派及其命名，绝大多数是史家事后追认，极少有当事人事先规划好的。换句话说，对于具体的学者及其同僚而言，可以有建立学派的愿望，但不宜自我主张且高自标树。因为，过早画圈，容易窒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活力与可能性。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过一句传播很广的话：理想的大学是为中材定规则，为天才留空间。若不胶柱鼓瑟，这个思路，既适应大学及院系的管理，也符合具体学者的自我设计。即便学术背景相近，志趣相投，甚至声气相通，治学时的眼光、方法与趣味，依旧可能有很大差异。君子和而不同，学问取长补短，这才是学术共同体的理想状态。人文学者普遍追求思接千古、特立独行、守正创新，若过分强调捆绑式的“造大船”，可能压抑年轻学者的奇思妙想。在我看来，可以有团队作战，那样声势浩大，确实能提高“能见度”；但不该强求一律，应允许千里走单骑。到底是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容易出成果，还是荒江野老促膝谈心更见精神，因时因地因人因题而异——既然不是板上钉钉，那就鼓励自由竞争。

之所以“脚踩两只船”，不愿意把话说死，是基于我对AI时代人文学发展前景的预测。前年11月，我在“庆祝中山大学100周年大会暨创新发展论坛”做主题演说，谈及“我们正面临‘大学’这一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蝶变的前夜”。去年8月，我主编的《AI时代的文学教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理解的‘与AI共舞’，是在承认危机、适应变化的同时，坚守人文精神，保有人类的尊严与价值。”今年5月，我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分论坛作主旨发言，题为《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单看题目，便晓得我的隐忧与追求。

谈及AI时代的阅读、思考与写作，我既再三阐发古老的“为己之学”，将其作为整个人文教育的根基；又特别强调人文学的具身性、个体性与独创性。那是因为，在我看来，“AI时代，以往需要长期培训才能进入的‘高宅深院’（专业、技术），其重要性越来越被idea取代”。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对于人文学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靠的主要不是国社科立项或团队合作，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的“灵光一闪”。在这个意义上，越是好大学，越应该给人文学者提供自由探索的空间——有人众志成城，有人壁立千仞，尽可各行其是。

百年后，我们肯定杨振声、朱自清设计清华中国文学系课程时的高瞻远瞩，但请记得，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只坚持了不到五年。即便日后影响十分深远，但在筚路蓝缕阶段，屡遭挫折是常态。所谓“吾将上下而求索”，是有巨大的成本代价的，绝大多数探索者，其实没能等到太阳出来，就消失在漫漫黑夜中。尤其进入AI时代，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没有可依循的路线图，只能在抵抗中适应，再伺机突围。这个时候，谁也说不清哪条路是死胡同，哪条路日后将成为康庄大道，只能不断调整方向，摸索前行。若问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有何长处，我的回答是：除了个体的才华与勤奋，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具体说来就是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山高水长，自由发展。好大学之所以显得“大”，就在于校园的“有容”——有人引领风骚，有人抵抗潮流，有人异想天开，有人沉潜把玩，哪一天拨云见月，不管谁登上领奖台，大学都是赢家。

2026年10月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