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下午在六教，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传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会副会长、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金兼斌教授做客新人文讲座，以“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以争议性科技为例”为题，借助大量社会现象与媒体实例，通过对当代社会化媒体的分析与传播语境的解读，以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为例，为到场的二百余名师生解析当下科学传播——特别是争议性科技传播过程中的缘起、困境与对策建议。

讲座伊始，金兼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于科技工作的研究人员与科学专项项目都高等重视，而公众对于科技的接受程度也成为了新兴技术传播与发展的重要一环。当今大众对于科技本身、话语传播、权威形象等存在诸多误解。他以《胡大一：说说他汀》与《红色预警：他汀类药物可能会加快衰老的过程》两篇公众号文章为例，指出当下科学传播的窘境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状。争议性科技的争论不仅仅是科学范畴内的讨论，也与每个人的生活、饮食起居、安全方面的决策等息息相关。

接下来，金兼斌结合理论与生活实践，深入浅出地与同学们探讨了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科学传播之概念、内涵、现状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兼斌认为，影响我们时代和生活的力量是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智能化的新情态；生产、科学、传播媒体的范式已发生转变、再结构化，科学传播的方式，也在发生很大的范式性、结构性的变化；媒介的赋权与权利的让渡范围逐步扩大，现代媒体传播当中不再有数字鸿沟和社会等级，普遍服务和免费使用模式中人既是内容生产者，又是服务使用者。在这个“既破又立”的历史转折时期，每个个体与新闻媒体的距离都更加接近了。在自媒体与日俱增的今天，话语时常在不经意间进行传播和影响，话语权的权威性也在逐渐减弱。对于生活在“客观现实、拟态符号的媒介现实、每个人意志中对现实的独立认知”这“三位一体现实”中的个体，其所面对的认知框架、现实框架多是被建构而成的，这当中就包含着不同的认知策略与认知偏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科学传播、尤其是争议性科技的传播，必须要充分了解当下“有群无众”的社会整体状态。那么媒体如何把控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如何选择自己的定位，都是新时期新闻人所需要反思的问题。

金兼斌指出，看待所谓的争议性的、有科学背景的事件的时候，会考虑到的一些背景或者是影响因素。他通过知乎网站的诸多回答、方舟子与崔永元的转基因技术论争、果壳网上青年学者贾鹤鹏的采访等媒体热点表明，社会建构是互为主体性的，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与误。正如贾鹤鹏所言：“科学界以为公众求知若渴，这是误会；公众以为科学界沆瀣一气，这也是误会。”一系列事物发展的背后都充满了假设，充盈着主体的“自以为”。人们如何在这种互动交叉和交流中形成独立的认识、不再迷失，这些都是传播媒介要考虑到的影响因素和时代背景。

金兼斌以转基因技术的风险传播为例，分析了争议性科技的传播与认知。他认为，争议性科技的争议性来源于多个层面，如科学原理与机制、个体与社会影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效果、研发与商业化等，当下典型的争议性科技有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核能、纳米科技等。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媒体记者、科学家、普通公众、政府、利益相关企业、公益和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争议性科技的传播者。然而，不同的传播者的公信力与公众对其的情感属性是不同的，传播效果取决于传播者和信源的可信度。他认为，转基因问题的传播的阻力正是来自于人类对于技术认知的不够全面。人们选择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时并非出于对转基因食品的技术上的信赖，而是出于对论争中某一阵营的兴趣与信任。

他通过“百度搜索显示的历年（2003-2017年）有关“转基因”新闻报道的数量”、“不同平台上舆论的情感属性”、“认知信任/风险槽”等数据与图表，分析了转基因食品争论的产生阶段与产生缘由。他指出，一切传播都是一种劝服，其效果体现在“知晓、态度改变、行为意向、行为”几个不同的维度上。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传播源的品牌建设就显得极为重要。他建议，我国急需建立科学报道的权威联盟，并进行立体化的、协同的、多层面的争议性科技的传播和宣传。

最后，金兼斌结合本人负责的国家重大专项课题《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介绍了团队取得的科研进展。他呼吁，清华师生应从公众科学素养的塑造、学术共同体和科研个体的科研活动可持续性、科学传播的环境和动力机制等视角出发，将科学传播视为一种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相关的科学传播实践当中，推动争议性科技更科学、更全面、更高效地传播。

本场讲座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十七）“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第十讲，由我校人文学院副院长、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教授蔡文鹏主持并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