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首席朱张讲席教授，今年7月从人文学院历史系荣休。二十多年前，参与改制后清华历史系的重建，曾任历史系主任。原中国唐史学会会长。

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隋唐五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及《资治通鉴》等领域的研究。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奖励。

主要著述包括《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唐代藩镇研究》《佛学与隋唐社会》《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唐代官制:官吏体系与机构运行》《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著作被译为英、韩、阿拉伯、哈萨克等多种文字出版。

访谈记录

您能回顾一下当年清华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复建的历程吗？

清华文科的复建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最早是中文系，之后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该所如今归属人文学院历史系，主要承担历史、哲学方向的研究工作。到90年代末，才逐步完成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复建。

历史专业的本科招生，是从我到清华任教这一年才正式开启，我亲身经历了历史系第一届本科生的培养。等到这届学生毕业的时候，我正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算是系里的一件大事，虽然学生只有十来个人，但仪式很受重视：北大王永兴老学长专门发来贺信，分管文科的谢维和副校长也到场参加仪式。

我做系主任期间，还组织过国学院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因为陈寅恪、梁启超、王国维等老国学院大师的很多研究都归属于历史专业，当时何兆武先生、程钢老师等学者也都在此执教。

总之，从文科刚刚复兴到全面走向本科教学的阶段，为了复建的目标，大家都很拼、也都很兴奋，社会也很关注“清华恢复文科”这件事。

在复建过程中，清华人文传承了清华文史哲先贤们的哪些学脉，又在哪些方向上有所开拓呢？

第一方面，从学生和师资上讲，清华的学生一直都是比较优质的；清华师资的门槛也比较高。记得当时有一次历史系教研室开会，李学勤先生讲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他说现在国内任何一个大学，要找到这帮人坐在一起还是很难的。他认为这个队伍非常整齐，当时有葛兆光老师、李伯重老师，那時候还很年轻的彭林老师，还有秦晖老师、廖名春老师、王晓毅‌老师、陈争平老师，然后还有我，这些老师可以说在全国的同行里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们当时的起点比较高。

第二个传统就是保持“小而精”。“小而精”就是不盲目摊“大饼”，但是要相对全面，比如我们历史系各个断代史、专门史基本上都有人独当一面，这个特点是跟学校的办学规模有关的。

另外第三个特点我觉得就是课题研究相对比较前沿。这里所说的前沿，不是追逐社会热点，而是包含三层内涵：

第一，史料前沿。代表性成果就是清华简，我担任系主任的时期，在李学勤先生主导、学校大力的支持下，清华简从海外回归，成为清华文科重建的标志性成果。

第二，国际学术合作活跃。不管是哲学系的逻辑学方向、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汪晖老师团队，还是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明清史等研究，清华的对外学术交流频次，在国内高校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回应学术与国家现实期待，学术研究不能只是自娱自乐。我们重视“冷门绝学”的建设，侯旭东老师做系主任时期，开拓了印度史的研究；仲伟民老师开拓了犹太史的研究，这些方向虽然冷门，但对于区域国别史研究意义重大。同时我们还接续了学术传统，如从何兆武、彭刚到李欣然等老师，学术脉络可谓一脉相承。

以上这些特质，都是对老清华学术传统的接续与传承。

今年是清华文史哲建系百年，您认为新时代清华人文学科的使命是什么？

在当下社会普遍存在重理轻文倾向的大环境下，清华有两件事值得格外重视。

第一，2014年《清华大学章程》把陈寅恪写下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式写进章程，这明确了学校对学术创新、学术使命的坚守。

第二，清华大学提出“更人文”的理念。表示所有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由此，清华人文的使命变得十分清晰。

第一重使命：服务清华全校，为学校“更人文”尽一份责任。虽然清华人文的体量不大，但要做好三件事：培养高质量人才、开设高水平课程、产出前沿学术成果。

第二重使命：承担“国之大者”，实现返本开新。老清华国学院那一代学者，主要的时代任务是破旧立新；今天我们的使命是返本开新。立足中华历史、文化与文明传承，挖掘其中能够适配现代化中国的内在要素，致力于构建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请您谈谈对百年文史哲的祝福与期待。

我期待清华文史哲各专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建设中国式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道路上更立新功。